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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什么别输血 最容易感染艾滋病

2009/5/27 13:04:42


     卖血引起的大的疫情,丙肝是第一波,1985年左右暴发的,河北最严重,后来孙永德医生上书卫生部,情况基本得到了控制;艾滋病是第二波,河南最严重;现在贵州、广西等地是第三波

  正在地里干活的李彩玲面对本刊记者的突然到访,身子微微一滞,眼神慌乱。她搓着手,一个劲地重复道:“我没病 。”这位江苏丹阳的农民,在1998年10月到2002年6月间,她的血液已先后流入了111名病人的体内,并至少造 成了80人被丙肝病毒感染。

  “你放心,我没病”

  提起贵州平塘那几十名因她而感染的丙肝患者,李彩玲显得懵懂而紧张:“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的丙肝,也不知道 啥时候得的。”

  2008年末的一天,“嘭嘭”的急促敲门声划破了旧县村寂静的夜。李彩玲披了衣服,揉着惺忪的睡眼开了门,顿 时被眼前的阵势吓了一大跳。

  门口围着一大堆人,有派出所的民警,还有穿着白大褂的护士,一个个表情严肃。

  警察让李彩玲上车,说要带她去延陵镇医院验血。

  在此之前,谢勇已经带她去丹阳市查过丙肝病毒抗体(抗HCV),检测结果为阳性。这次要查的是血液中的丙肝病 毒核糖核酸(即HCV-RNA),该指标被称为诊断丙型肝炎病毒的“金标准”。

  被惊醒的李彩玲一家感觉很困惑:“干吗大半夜的跑来敲门?”

  民警告诉李彩玲:“怕你跑了,躲起来了。”

  到医院后,李彩玲抽了血,被告知留在医院等消息。

  她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“听说他们乘飞机,把血拿到中央去化验了。”

  HCV-RNA同样为阳性,证实了李彩玲为丙型肝炎感染者。

  检验结果出来后,20几个专家围着李彩玲问这问那。“问我身体怎么样,有没有不舒服??我身体很好啊。”李彩 玲告诉本刊记者。

  天亮后,李彩玲被批准回家。

  卖血部落

  李彩玲面容黝黑,身材高大、虚胖。她的小姑子田秀芳说,嫂子年轻的时候一点不胖,还长得挺漂亮。田秀芳道出一 个秘密:“她和我哥哥是卖血时认识的。”

  李彩玲是云南墨江人。上世纪80年代初,不到20岁的李彩玲因为家境困窘,常到离家较近的血站卖血。

  江苏丹阳旧县村的小伙子田柏才,听说云南卖血好赚钱,也随同村人来到李彩玲的家乡。

  在卖血的过程中,两个年轻人相识相爱了。

  结婚后,李彩玲跟着丈夫来到丹阳。婚后不久,女儿出世了。为了把女儿抚养长大,并供她读书上学,夫妻俩依然靠 卖血来维持生计,“这个房子,也是卖血造的。”

  上世纪90年代,一个离开家乡多年的老头回到村里,说是贵州一家医院在找人卖血。这个老头在贵州生活了三四十 年,和当地人很熟,主要靠卖血为生。

  于是,李彩玲等人跋山涉水来到贵州省平塘县人民医院,在医院里租用了一个空房间,每个月付几十块房租,只要医 院需要用血,马上就找对应血型的人抽了血输送到患者体内。

  平塘县医院副院长谢勇承认院方当时法律意识淡薄,同时向本刊记者解释说,1998年《献血法》开始实行时,黔 南州中心血站刚刚成立,难以保障医院正常用血。

  在这一状况下,县医院组织了一支十人左右的“输血队”,选择了违法采血。

  平塘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宋恩平告诉本刊记者,他印象里的输血队成员有9个人。李彩玲却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参与 过输血:“都是这个来了那个走了。我在那里一般呆两三个月就回来看看,呆一阵子再去。”

  采血价格在几年间不断上涨,由最初的100毫升30元涨到80元。支付费用的方式有两种,一种是患者家属直接 把钱给输血人,一种是家属把钱给医院,医院扣除相关费用,再给他们。

  2002年,平塘县医院因非法采血供血被州卫生局给予经济处罚,输血队就此解散了。

  “乙肝、丙肝,我们这儿十个里头九个有。”田秀芳满不在乎地说,村里人大多卖过血,她也卖过,一般就在丹阳附 近的血站,但现在周围的血站都关了。

  “陆陆续续地查出有乙肝、丙肝,也就没什么人卖血了。”田秀芳说。

  2008年,那个组织李彩玲一行人去贵州卖血的老头生病去世了。李彩玲说不出他患的是什么病,但坚信与卖血无 关。

  “他们不懂。”田秀芳认为丙肝一点也不可怕,“我们这里有丙肝的多了,不都好好的。”她说完伸出手指,盯着自 己的指甲看了半晌——前两天有村里人说她指甲变硬,可能是肝硬化的征兆。

  “就算真的肝硬化了,也治不起啊。”田秀芳说。

  疫情隐忧

  像李彩玲夫妇那样因卖血结成的姻缘,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高燕宁也接触过一例。

  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王营村的刘小刚(化名),从十几岁时就开始卖血。他也是在卖血时认识了心仪的女孩,边卖 血边恋爱,那个女孩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。

  刘小刚的爸爸是村上的老支书,家中经济条件尚可。听说刘小刚卖血,刘父狠命地打他,却始终阻止不了。

  “当时卖血不是一件丢人的事。”到上海看望女儿的王营村村民侯明亮(化名)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,“你的血如 果医院不要,别人都不敢借钱给你。因为觉得你身体可能有问题。”

  结婚后,刘小刚和妻子都被查出得了艾滋病。妻子去世后,刘小刚又找了个女的,也是艾滋病人,前段时间卷了他的钱,跑了。

  侯明亮说,在1995年左右,当地血站整顿以后转入“地下”的一两年间,是采血最为混乱的时期。

  血站整顿前,整个县每天有1000多个采血号,卖血的人住在血站附近,一天5块钱。他们会自发组成小团体,轮 流排队领号,“过了零点就可以领号。”

  血站转入地下后,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有时甚至就在当地农民家里采血。侯明亮说:“后来不正规了,一上来只要报 血型,也不化验了。”

  侯明亮遇见的离河南最远的职业卖血人来自新疆:“不知道叫啥名字,都叫他小新疆,还是个残疾人。”

  最疯狂的一次卖血,7个人连续卖了十几天,有时候一天就卖三四次,等大家都感到吃不消了,再开着拖拉机一起回 村。

  侯明亮遇到过许多不规范的采血,每个环节都可能为艾滋、肝炎的传播留下空间:“有时候两张采血床并在一起,4 个人一起采血。还有,血浆装到袋子里后,要打个结,有的打得不紧,血会溢出来,袋子还会相互碰撞。”

  高燕宁副教授先后奔走于河南、广西两省区的几十个村庄,接触了上千名病人。他发现,艾滋、丙肝等高发地区与“ 卖血部落”的存在是高度重合的,职业卖血人的感染风险很高。

  高燕宁告诉本刊记者:“卖血引起的大的疫情,丙肝是第一波,1985年左右暴发的,河北最严重,后来孙永德医 生上书卫生部,情况基本得到了控制;艾滋病是第二波,河南最严重;现在贵州、广西等地是第三波。”

  他认为:“卖血部落与正规血站的关系,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,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,尤其是经营状况不好的血站 。”

  据1993年至1995年的中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,贵州属于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地区之一,也是中国H IV感染人数最低的省份。但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。本刊记者在平塘县也看到了刷在墙上的抗击艾滋的大幅宣传广告。

  “从医学的角度说,应该将全国采过血的人都统计出来。我个人认为,卫生部门在采供血的问题上要负很大责任。” 高燕宁说,“如果不到万不得已,千万别输血,风险很大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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